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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寞的鐵琴銅劍樓 ——記藏書家瞿鳳起先生的晚年

瞿鳳起(1907-1987),現代藏書家、古典目錄學家。 (資料圖/圖)

(本文首發于2019年6月27日《南方周末》)

鳳起先生亡故后,我去過一次北京圖書館。在一間展覽室中,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張鐵琴。琴沒上弦,靜靜地躺在一個玻璃匣子里。老先生那宏亮的聲音:“虞山之巔,……月白風清之夜……一曲高山流水……聲聞三十里呵……相見太晚了呵……”卻仍在我的耳邊縈回,縈回……

瞿鳳起先生(1907-1987)逝世已有三十多年了。他是常熟藏書家瞿鏞的后人。瞿家的鐵琴銅劍樓,和聊城楊氏海源閣、歸安陸氏皕宋樓、杭州丁氏八千卷樓,合稱清代四大藏書樓。瞿氏的藏書,歷一百五六十年然后開始失散,私家收藏,經營時間之長,僅次于范氏天一閣。從瞿家祖上聚書,到鳳起先生為止,算起來,剛好是五代。鳳起先生無子嗣,鐵琴銅劍樓恐怕就從此隨鳳起先生的亡故而變成歷史的陳跡了吧。

1985年夏天,我和內人帶著小兒到滬上查閱上海圖書館藏的清初詩文集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鳳起先生。往后兩百多個日子里,每隔一星期便去看他。那時,鳳起先生孤身住在鬧市中一間簡陋的斗室里;老伴已于前數年逝世,日常生活靠一個五十多歲、目不識丁的女傭人來打點。又因為兩腿在丙午亂中受傷,不良于行,已有十多年沒有出門了。但每天仍勉力靠雙手將身體從床上挪到書桌旁的藤椅上,堅持一絲不茍地讀書、作文。他不理會外邊的世界,外邊的世界也不來打擾他。

和鳳起先生的交往中,我除了體驗到一般老人的孤單和寂寞之外,還親眼看到一個舊時代的讀書人,如何在一個急劇改變的社會中頑強地堅持手不釋卷的生活;我看到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,如何在身心都背負著生活給他的累累傷痕時,仍孜孜不倦地為傳統文化留下火種。

這篇短文,一方面要追述我和鳳起先生之間一段不比尋常的友誼,一方面要把他那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,和諄諄勉誘后學的精神記錄下來,作為對鳳起先生的懷念。

〖一〗

1985年在滬上期間,常常在周末和妻兒到蘇州短住。內人的娘家在蘇州,而我則順道去看在那里教書的錢仲聯先生。錢先生和我以前通過信,也見過面,我曾多次向他請教過有關明清之際文學上的問題。那時,我正在整理錢遵王的詩集,也開始對清初人對錢牧齋評價的轉變這一問題發生興趣。錢先生原籍浙江吳興,卻從小在常熟的翁家長大,對虞山的掌故熟而能詳。在一次閑談中,又知道錢先生在抗日戰爭初期隨無錫國專遷到廣西北流任教,我的父親曾在那里跟他念過書。論起行輩來,錢先生應是我的“祖師爺”了。

大約是夏末秋初,錢先生向我提及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流散的往事。并說起瞿家的后人鳳起先生正好住在上海,敦促我找時間去看看他。

關于鐵琴銅劍樓,以前在葉昌熾的《藏書紀事詩》中看過一些有關的材料,但印象卻已模糊。瞿鳳起的名字倒并不陌生。廿多年前曾購得他所編的《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》。但自己對目錄版本之學,本無慧根;鳳起先生的書,雖也跟著我飄洋過海,但卻從未細讀過。因此,雖然自己立意要整理錢遵王的詩集,卻沒有想起鳳起先生這本書來。

錢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對他這一建議反應“冷淡”。但他沒多說,移步到書桌前坐下,提筆給我寫了一封介紹函,跟著說:“鳳起先生對牧齋的材料很熟悉,你去看他,對你研究虞山錢家是有幫助的。”接著又說:“鳳起先生兩腿不良于行,他是從不出門的。你什么時候去,他都會在家。只是他的常熟話不易懂。可得帶個翻譯去。”

〖二〗

鳳起先生住在北京西路1290號。我和內人按址找去,看見一幢古舊的西式樓房,想是以前租界時代遺留下的物業。房子的大門敞開著,里面卻陰暗得很,甬道兩旁擺滿了雜物,樓梯的邊上有人在生火燒飯。內人輕聲對我說:“這四層樓的房子,可至少住有十多戶人家呢。”

內人用上海話和燒飯人說了一陣話后,拉著我的手便往樓上走。那時該是下午四五點鐘,屋外陽光普照,而我們卻在樓梯上摸索前行,舉步維艱。我把抽煙用的火機打亮,這才安心地一步步沿梯而上。

鳳起先生住在三樓通往四樓間的一個亭子間。敲門進去,老人正在伏案寫字。房間大約是十英尺見方,是臥室、書房,也是吃飯和接待客人的地方。進門右邊有一張木板床,床頭恰可放下一架書。床邊擺著一張方桌、一張藤椅,對著兩扇開著的窗,窗外是小巷,桌子左旁有三四張舊紅木凳子,上面堆滿了書籍。老先生的女傭人張羅了好一陣子,才找出兩張椅子來讓我和內人坐下。

呷了一口茶,再細看房內的擺設:桌上有筆墨紙硯,有熱水瓶、茶葉罐,還有幾只青色的小蘋果。墻上掛著一張年邁婦人的照片,想是老先生死去的妻子。房的左邊另有一道門,通往另外一間面積更小的房間,里面有幾個木箱子、一張床,大概是女傭睡覺的地方吧。也許是因為房間位于兩層樓之間,天花板很低,使人有說不出的局促之感。

內人用上海話向老先生說明來意。老先生細細地聽,偶然向我看一眼,臉上卻木無表情。

內人把話說過了,老先生朝她說:“我和錢老不見面已二十多年了。他的身體應該比我強吧?”語氣有感嘆,也有點自憐。卻不是容易接口的話。我和內人相望了一眼,沒有說話,房內的氣氛便更局促了。最后還是我先再開口的,我向老先生請教有關錢遵王的詩集,并向他打聽常熟圖書館所藏的《遵王詩輯》。

老先生似乎沒有聽懂我的話。內人只好用上海話再說一遍。

好一陣子,老先生才對內人說:“請轉告謝先生,我解放后沒去過常熟。那邊的情況我不熟悉。我以前編過一部《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》,他的詩我沒研究過。”

我向內人看了一眼,示意她我聽懂了他的話。這時,我發現門外站著一個中年男子,朝房里看。房里的人也不再說話了。

我站起來告辭。把帶來的一篇剛發表的有關遵王的短文送到他手里,說了些請指正的客氣話,準備離去。

這回,老先生卻像聽懂了我的話。他說:“請再來。”但表情卻仍然是木然的。內人在旁笑著對他說:“他下星期便再來看你老人家。”

回程上,心里很不是味兒。怎么老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?而且老是一問三不知?我于是開始懷疑起錢老先生和他的交情來。但內人不同意我的推測。她的看法有二:一是老先生的記憶力也許是衰退了。二是我究竟是從外邊回來的,只憑一封私人介紹信便去看他,這是不符合“內外有別”的原則的。內人又說,誰知道那個突然在門外出現的中年人是何方神圣?看來老先生對他是頗有顧忌的。

〖三〗

大約過了兩個星期,我終于鼓起勇氣再去看鳳起先生。老實說,我對常熟圖書館藏的那部《遵王詩輯》仍然沒有死心。而且,還決定獨自去。心想:老先生的家鄉話我是可以對付得

來的。要是真聽不懂,以筆代舌也可解決。

老先生的房門是敞開著的。像上回一樣,他正在伏案工作。

“是謝老嗎?請進來!”

我比老先生小三十多歲,他怎么竟稱我為“老”?但聲音卻是溫和的。

“不是約好一個星期便來的嗎?這好像已經有十幾天了。你那位翻譯呢?”

我連忙解釋那位“翻譯”是我的內人,并打誑說她有事,不能同來。

老先生呵呵大笑起來:“原來是尊夫人。我以前聽說回來的人都帶著外辦指派的翻譯一同出入的。我弄錯了。”老先生把我上回送給他的文章找出,指給我看他在文字上改動了的地方。然后說他大體上贊成我對遵王詩的看法,但關于遵王在明朝取得科名、入清后不仕、應視為遺民一點,老先生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:“我記得在一本清初修的《常熟志》里,遵王的科名是在清朝取得的。手頭無書,待我以后替你再查。”

老先生的記憶力并沒有衰退。內人的第一個推測是不確的。

從遵王自然便談到他的族曾祖牧齋。老先生把一篇他發表在《中華文史論叢》關于現存牧齋文集外佚文的文章送給我。文章的首頁已題了我的名字,可見他是等著我再來的。

“關于牧齋的詩,錢先生比我內行多了。他整理過《初學》《有學》兩集,我只提供了材料。他才是專家。”老先生的語氣是誠懇的。他對錢老先生究竟是極佩服的。我自己先前的懷疑,也自是不必要的了。

那天我們談得很投機,偶然有言語不通的地方,便用筆談。第一回出現過的中年人也來過一兩次,每次站在門外兩三分鐘。他一出現,老先生便面呈不悅之色,并且示意我不要開口。

直到半年之后,我才從別人的口中知道這位中年人原來是鳳起先生的一位遠親,憑了鳳起先生的關系,住進了這幢房子,卻把原來分派給鳳起先生在二樓的住房給占用了,讓老人住到亭子間里去。每次有人來看鳳起先生,這個中年人都會出現,一來看看客人提了些什么禮物來,一來看看鳳起先生是否把所藏的書物贈給來客。

〖四〗

鐵琴銅劍樓極盛之時,藏書超過十萬卷。瞿家歷代對書籍,都抱著書貴流通、“化身千百”的態度,不像有些藏家不輕以書示人。1919年后十數年間,上海商務印書館籌印《四部叢刊》,鐵琴銅劍樓的主人便慨出家藏,玉成其事。這件事的先后在鳳起先生所撰的《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》中有詳細的記錄:

己未(1919)之秋,上海商務印書館同仁,以神州多故,國學寖微,創議影印古籍,欲網羅巨帙,以成學海之巨觀,以便學者。董其事者海鹽張菊生、無錫孫星如兩先生由滬假道昆山,駕扁舟至罟里見訪,道使命,商請發棠,共襄盛舉。先父素抱書貴流通,能化身千百,得以家弦戶誦,善莫大焉,私志不謀而合,遂被推為發起人,相計就地取材,豫約次年派員來吾家攝影,藉以付印。越三載,至壬戌(1922)告成。顏曰《四部叢刊》,所收凡三百二十三種,出之吾家者二十五種,其數為采自私家所藏者之冠。

甲子(1924),齊盧構釁,閭閻杌隉,吾家移書滬瀆,商務館以世多故,古籍銷亡,國學起衰,相需尤亟,以《初編》為未足,故有《續編》之議。先父繼承舊志,盡出家藏,請選所需,俾成美備。期年告成,全編凡七十五種,出吾家所藏者逾半,達四十種。

次年,又賡續《三編》之輯。共七十種,吾家占十六種。

瞿家對私人“欲假善本影印或復刻,亦有求必應。而于乞求傳錄者,每為之代覓寫官,付之精繕。數十年中,未嘗間斷,累計在千卷以外”。可見鐵琴銅劍樓的藏書,在近代書籍文獻的流通上,曾經做出過多么大的貢獻。

1949年后,瞿家的藏書全部歸北京圖書館。

〖五〗

從認識鳳起先生時,他的亭子間里仍堆著一包包用舊報紙包好的書。桌上、杌上、床頭、床底下都有,而且堆得也頗整齊。包外沒有標記,別人是不知道他藏有些什么書的。我在想:這些也許就是鐵琴銅劍樓的劫余之物了吧。但究竟有多少,是些什么書?我始終沒問過他。

從1985年秋到翌年7月,我幾乎每周必在那個亭子間里坐上個把小時,陪他老人家喝茶、聊天。

每當我和他談到一些學術上的問題,他總約我下次來看書。如我偶然因故沒去,老先生便會寄一封類似這樣的短柬來催促:

別又數日為念。累室粉刷,業已竣工。

亟將約看之書,分別檢出,乞安排時間,別前得以過目,想必樂從。恭候駕臨,余容面談不贅。敬請暑綏。弟瞿鳳起。

那八九月里,我在老先生那里瀏覽過很多書籍,可惜當時沒有詳細記錄下來,實在是一件愚蠢至極而又永不能補償的憾事。在看過的書中,印象較深的是一批有關柳如是的材料,因為鳳起先生好幾次提及陳寅恪先生晚年著書嶺南,無機緣讀到他所藏有關錢柳的一些資料,言下不勝唏噓。

除此之外,令我難忘的是一冊極珍貴的抄本。

記得那是因為一次老先生小恙初愈,和我談起養生,又談到食療,便從書架上取出一本用黃綾包好的冊子,是他以前手抄的一種宋人著述,書名是《養老奉親食治方》。抄本后有他親筆寫的跋文三篇。跋文道出此書的價值和流傳經過;字里行間,也流露出他對書籍的那份狂熱:

此冊從楊毓斯表弟藏本傳錄。其原出宋本,半葉九行,行十八字,雙魚尾。避諱至慎。字為孝宗時所刻,但無年歲。當在隆興至淳熙間。據毓斯云,原本為我家舊物,渠從偉堂伯處借抄。偉堂為我姑丈。此書或以藥食相合,已非純粹醫家之屬,故不載我家書目,為祖輩所投贈。姑丈無后,以毓斯之胞兄應潮二表兄為嗣。兵燹之后,城西程家巷楊氏舊宅,大部被毀。宋刊原本《養老奉親食治方》當亦化為灰燼。此書未見別家著錄,人間已無第二本。亟從其傳錄一冊,并記其原委如右。

此冊傳錄,尚系若干年前事。毓斯亦早退休,居蘇城已十余年。追憶所及,再記于后。乙丑小寒,瞿鳳起識。時年七十有八。

冊中書眉文字,疑為后人所加,非原書所有。冊尾行在云云,當為杭州所刊行。橘園亭郭十郎書鋪掌故,容俟續考。是日嚴寒,北窗冰凍,至午后始解。

那段日子里,他一邊替黃虞稷的《千頃堂書目》作校補,一邊整理錢遵王的《讀書敏求記》,都是工程浩大,而又必須是心細如發的人才能勝任的研究項目。除此之外,他還抽空寫些短文。據我記憶所及,我和他交往的八九個月中,他至少完成了《重校本〈萬卷堂書目〉跋》《虞山毛氏汲古閣圖題詠》,和一篇討論兩宋版本的文章。

〖六〗

老先生的亭子間里還有不少他戲稱為“小玩”,實際上世不經見的東西。他珍愛這些東西,也如同他珍愛書籍一樣,卻也常常表現出一種令人驚訝的豪情。記得1986年農歷春節,我和內人帶著兩歲的小兒去給他拜年,事前是約好的。坐下不久,鳳起先生便指著桌上說:“今天為你們全家都準備點小禮物。就照洋人的規矩吧,可以在我的面前把禮物拆開。”送給小兒的是一件白玉掛件,送給我的是一疊宋紙。“我們上星期不正好談過宋紙嗎?”送給內人的,是一方頗有來頭的墨。墨上刻有幾行字:

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。詞曰:九子之墨,藏于松煙,其性長生,子孫無邊。

這方墨便叫作“九子之墨”。老先生把《文房四譜》一書打開,翻到卷五“墨敘事”一節,墨上刻的幾行字,便正印在書上。

看過禮物后,內人和我相看了幾眼,心里感激老先生這份盛情,但兩人都一時不知說些什么。還是他先來打開僵局:“我年輕時是念會計的,也學過點洋文。原本想出洋留學的,所以也知道一些洋規矩。后來家父勸我守著家里的藏書,才取消了出國的念頭。要是當年出去了,現在便不也像正光那樣是個歸國學人了嗎?”說罷哈哈一笑。我卻更不好說話了。

我那時正從師習古琴,他知道后,便替我找出好幾冊手抄的琴譜,為我詳道虞山琴派的源流,并敦促我到常熟去找翁家的后人痩蒼先生習虞山琴法。他說他的高祖蔭棠先生當時因為家里藏有一張鐵琴和一把銅劍,才把藏書樓這樣命名的。銅劍早已流失了;鐵琴則于1949年后上繳國家,現仍存在北京圖書館。“抗戰以前,虞山琴社的一些琴人曾攜我家的鐵琴到虞山之巔開琴會。月白風清之夜,揮手撫弦,一曲高山流水,那鐵琴可是聲聞三十里呵!謝老,咱倆可惜是相見太晚了。”

〖七〗

1986年春末,我去了一次常熟在那里,和翁瘦蒼老先生彈了半天琴、踏勘了幾處錢柳遺跡、參觀了曾國藩幕友趙烈文的一處庭園。然后試圖到圖書館看那本《遵王詩輯》,但在門口便被擋了下來,原來那里是不對外開放的。那時,常熟縣政府撥了巨款,正在重修瞿家原有的鐵琴銅劍樓,作為對外開放的一個觀光點。朋友慫恿我到罟里去看看。起先有點心動,但想起以前在其他地方看過的一些重修過的古跡,又想起鳳起先生住的那個亭子間,我還是決定不去。

回上海后,我告訴老先生重修鐵琴銅劍樓的事。他淡然,沒說什么。我也就不提在常熟圖書館被擋駕的事。我們談了一些有關錢柳遺跡的事之后,他從一個小盒子里檢出了兩粒紅豆:“這是常熟產的,和錢柳他們當年所詠的紅豆,同一來源。寅恪先生在《柳如是別傳》末章所說的紅豆,倒是五嶺以南之物呵。” 說罷又是哈哈一笑。那爽朗的笑聲,把我心里那股從常熟帶回的陰霾氣,一掃而空。

不久之后,我結束了在上海的研究工作。臨行前,他來過一封短柬:

上次匆匆話別。記得說起周四過我,知諸事亟待小結,無暇可抽,亦意中事。但小別須五月,總望別前再得多談一兩次,并希將照相機帶來,再為我多攝一次。勞動大姐(注:指女傭)亦有盼望。辱承垂注,特此奉懇。承示近著,當細細閱讀。又承厚贈郵花多枚,謝謝。專此奉達,敬請撰安。教弟瞿鳳起上。

我連忙趕去。

那天,老先生像是料到我要來似的:水果、蛋糕、清茶和香煙罐都讓傭人擺好了。像往常一樣,書桌上、短杌上,都擺滿了用舊報紙包好的書,等著我瀏覽。

那天他給我看了些什么書,大都記不清楚了,只記得其中有一冊《瞿氏四代忠賢遺像》,是1920年無錫孫毓修在上海刊印的。《忠賢遺像》中的第三像,便是那位明末殉難于桂林的瞿式耜。原來鐵琴銅劍樓的主人,竟是這位明代忠臣的后裔。這一點是我以前不知道的。

書看過后,老先生照例問我要不要借去復印一份。我說不久便要離去了。待來年一月見面時再說吧。

一提起離別,老先生似乎有點黯然。彼此沉默了一陣。

他問:“回去后,要做的事很多吧?”

我笑笑,告訴他回去后便得準備申請升等的事了。我那樣說,無非想讓他高興一下,以便把離別的話題扯開,老先生沉吟不語。好一會兒,才正色說:“在外邊升等,著作一定很重要吧!我最近在寫一篇有關版本的文章。寫成后,你來把它翻成英文。這樣,你可多一種著作,也可算是咱倆友誼的紀念。你看呢?”我笑而不答。心里在想:要翻譯他老人家的文章,無論是就版本學的修養,或是翻譯的造詣,我都萬萬不能勝任。再說,即使我費了力氣把文章譯成英文,現存的外國漢學家中,又有幾人對版本學有興趣呢?

但我沒有告訴老先生這些話,生怕令他沮氣。只說希望他及早把文章完成,讓我來時好好拜讀。

〖八〗

1987年1月,我因公去上海,得以和鳳起先生再見一面。那時,老先生好像仍精壯如前,只是他的哮喘有點令人擔心,不意兩個月后,他便因哮喘發作而逝世了。

鳳起先生亡故后,我去過一次北京圖書館。在一間展覽室中,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張鐵琴。琴沒上弦,靜靜地躺在一個玻璃匣子里。老先生那宏亮的聲音:“虞山之巔,……月白風清之夜……一曲高山流水……聲聞三十里呵……相見太晚了呵……”卻仍在我的耳邊縈回,縈回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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